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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所有圖文版權皆屬原著作權人所有)
讀研究生的時候，宿舍樓下有人在賣打口帶和燒錄盤。那是幾個搖滾青年，不知道從哪兒倒騰了一批貨源，賣給大學裡的文藝青年，以賺取零星的生活費用。我的同學孫大陽是某個樂隊的主唱，跟他們認識，於是經常帶我、徐徐、許小琦去他們那兒晃晃。那是新世紀初，盜版碟還沒有怎麼出現，我們還不知道D5、D9有什麼區別，我就是在那裡淘到了人生最初的一批電影的，有《南海十三郎》、《暗戀桃花源》、《迷牆》……我們在上完課後利用教室裡的多媒體設備觀摩，然後討論。我記得看完《南海十三郎》後大家都靜默了，孫大陽還大哭了一場。這張足版的電影，我後來經常放給學生看，以致於最後再也讀不出來。我四處尋覓，但找到的都是被剪掉的版本。有一年導演高志森來我們大學講座，我陪他去清西陵玩，鼓足了勇氣問他有沒有完整版，他說他自己都沒有。去年我去香港，在庫布裡克書店，問電影區塊的服務員，服務員很年輕，表示沒有聽過。
在這一堆燒錄盤裡，還有侯孝賢的《戀戀風塵》、《童年往事》等。我承認第一次看到《戀戀風塵》，我也靜默了好久：故鄉的山水、沉默無言的少年、年邁的祖父、城市的冷漠、初戀的憂傷……一個20年前的臺灣電影竟山長水遠地跑來，讓我在一個北方的三線城市裡長久地感動。
多年後我讀到賈樟柯《侯導，孝賢》一文，裡頭說《風櫃來的人》，“我萬分迷惑，搞不懂為什麼明明一部臺灣電影，卻好像在拍山西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”。我當時就是這種感覺，覺得之前20年人生看好萊塢、香港電影的體驗都被侯孝賢顛覆了，於是開始搜集有關侯孝賢、臺灣電影的一切。後來，盜版碟已經開始出現了，保定裕華路幾個音像店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，那時候出了一批臺灣“中影”的新電影時期的碟。大家都沒什麼錢，彼此買自己心水的電影，然後一起交換著看。孫大陽後來寫了電影卡通化的碩士論文，徐徐寫了杜琪峰電影，許小琦第二年寫了伊朗電影，我則寫了臺灣新電影，那個為一代臺灣人心境塑像的電影運動。
畢業後留校，除了教專業課，我也根據興趣開了門港臺電影欣賞的公選課，與更年輕的學生們一起，在大投影上觀看臺灣電影。從健康寫實主義開始，到李行的鄉土電影，再到侯孝賢、楊德昌、李安，與學生們一起為《搭錯車》大哭，也一起為《運轉手之戀》而大笑。2009年我離開這所學校，最後放的一部電影是魏德聖的《海角七號》。這幾乎是大學裡最容易拿學分的一門課，結課時交篇影評就可以了。印象裡，我記得有個學生的作業是在從家裡回學校的火車上寫的，她說她父母在她小的時候離婚，從此她就與父親為敵，不再說話。她上大學時，父親來車站送她，她頭也不回地走了。當她在我的課上看到《搭錯車》後，她給她父親寫了一封長信，表達了自己的歉意。她在作業裡說，父親收到信後，在單位裡幾乎哭了一天。然後是她五一假期時回唐山與父親和解。這篇作業嚴格意義上來說，不是那麼符合影評的要求，但一部電影能夠消弭兩代人多年以來的罅隙，我想比任何主義的解讀都更重要吧。
2009年我離開這所求學、工作共12年的大學，放棄平靜、安穩的生活，來到北京讀電影學博士。當我與導師溝通博士論文選題時，我又想起第一次看《戀戀風塵》時的體驗，一個不善言辭的少年從鄉下進城，遭遇到城市帶來的傷痛，這幾乎是滲透在血液裡的共鳴。於是我選擇“臺灣電影的城鄉二元對立”作為博士選題。幸運的是，第二年我申請到去臺灣師範大學做交換生的機會。
那時候臺灣自由行還沒有開始實行，能夠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長達半年自由地行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我記得當飛機降臨到桃園機場時，我幾乎要哭出聲來。我終於踏上了這片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土地，耳畔裡響起的都是胡德夫《太平洋的風》、《最最遙遠的路》等旋律。
在臺北的每一天幾乎都是新鮮的，臺灣電影裡那麼多熟悉的地方就在你身邊：西門町、臺北橋、北投、淡水、青年公園、101大樓、誠品書店、牯嶺街、大安森林公園、明星咖啡館、朵兒咖啡館、紫藤廬、師大夜市、陽明山、自由廣場、臺北車站、忠孝東路、淡江高中……
除了上課，我在真善美、威秀影城、光點臺北、二輪戲院等不同影院看過電影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在青島大廈四樓的電影資料館度過了很多日子，那些之前在大陸裡找不到的電影就那麼靜靜地躺在櫃子裡，等待知音們的開啟：《母親三十歲》、《金水嬸》、《嫁妝一牛車》……我常常是上午過去，帶著水和麵包，或去樓下7～11買零食，直到晚上閉館再出來。記得有一天，我看了7部電影，邁出青島東路時天色已暗，我穿過善導寺、行政院，走過臺北車站前面的天橋，坐上到公館站的捷運，內心既充實，又仿佛帶有堅持某種東西的孤獨和悲壯。
週末的時候，我和那些大陸小夥伴們——神父、陽子、東東、鄭鵬、安琪兒等人去平溪、宜蘭、九份、鹿港、日月潭、高雄、墾丁、野柳、基隆等地方，像《練習曲》裡的東明相一樣，用雙腳去丈量臺灣的土地。我們在平溪放過天燈，在廟口夜市吃過冰，在鹿港小鎮遙想過昔日的繁榮，在恒春小鎮阿嘉的家裡穿過茂伯的郵遞員衣服，在陰陽海上吹過太平洋的風……當我在九份上看到升平戲院時，內心還是恍惚了一下。這座臺灣最早的戲院，正面牆上畫的正是大幅的《戀戀風塵》海報。這是吳念真的老家，侯孝賢的電影正是根據他的原型故事改編而來，在他後來的作品《多桑》裡就回憶起他小時候父親帶他來升平戲院看電影的經歷。
為了更好地完成博士論文，我冒然給中央大學的林文淇老師發郵件請教，他很快回復並邀我去學校找他。我於是從臺北坐了近兩小時的大巴南下到中壢的中央大學，他跟我說希望我把台語片加進去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台語片。他送了我好多書，還帶我去他在學校建的影院裡參觀，說裡頭的椅子都是蔡明亮電影《不散》裡那個戲院買過來的，裝修完了還剩了幾把，他問我要不要扛一把回大陸做紀念。
博士畢業後，我在浙大做博士後，決定把台語片作為研究物件，繼續把這部分內容補完，於是在去年我又申請回臺灣訪學，繼續去電影資料館看電影。其時，林老師已升為臺灣電影資料館館長，故人重逢，更是深感緣分的奇妙。我從小說福建話長大，對台語片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，所以當我看到《回來安平港》、《地獄新娘》、《舊情綿綿》、《臺北發的早車》等作品時，儘管那麼粗糲、商業化，我還是看得津津有味，補了臺灣電影史的這一課。為了更深度地去瞭解臺灣，我和我的朋友們繼續南下，在台南、台東、高雄、花蓮繼續行走，爬過安平樹屋，去過美濃看鐘理和紀念館，與魯凱族的酋長喝過酒，在旗津港上想起《風櫃來的人》裡鈕承澤和他的小夥伴們是如何從澎湖的風櫃坐船到旗津，然後來到高雄這個南部大都市的……
前幾天博士後出站答辯，有一個老師問我為什麼會選擇臺灣電影做研究物件，我竟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也許是因為感情太深投入太多，一個不太瞭解你的人問起來，你會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釋。出站後會繼續去某個大學裡當老師，我素來恣意任性，從不願意做我不喜歡做的事，人生也沒有什麼規劃，只有當老師是我這一生能夠想到最願意從事的工作。我想經過這些年的充電和在臺灣的行走，我再講臺灣電影應該會比多年前更有深度也更有感情吧。多年前我只是在一個小城裡懷揣著對臺灣電影的愛，用大陸人的視角和想像來解讀臺灣電影，而今日，我會以更寬廣的心態來理解兩岸文化的共同與差異。
儘管喜愛臺灣電影是那麼的小眾與高冷，有多少人都無數次叫囂“臺灣電影已死”的話語，但慶倖的是，社交網路的興起，我通過微博認識了同好的灰狼、落山風。他們一個在濟南，是檢驗檢疫局的公務員；一個在四川，是一個資深媒體人。三人分隔三地，合力建立一個名為“映畫臺灣”的微信公眾號，推送關於臺灣電影的一切。目前的粉絲只有1000來人，但我們這麼純粹、不計功利地做一個自己喜歡的事兒，我想也是應該被點贊的吧。灰狼後來考上了中傳的博士，而落山風到目前我都還沒有見過面。很多很多年前，我在保定每天看他博客瞭解臺灣電影的各種資訊，沒想到多年後，我們會因為臺灣電影每天在微信群裡聊電影和各種八卦。
就像我也不知道，有一天我會和侯孝賢導演這麼面對面地交流。2012年，杭州做了一個侯孝賢影像及學術研討會。那時候我剛剛回杭州，會後，在西湖國賓館的宴會廳前，侯導在門口抽煙，我過去跟他打招呼，我最可愛的博導幫我們合影。後來一起吃飯、喝茶，我跟他表達，我是如何被他的電影幾乎影響了一生，侯導憨厚地笑了。我相信這樣特別粉絲腔的話，他應該聽過數百人表達過了吧。
時間如江水漂月，一眨眼十來年就過去了，但我常常會想起那些致青春、匆匆那年的時光，我們幾個人拉著簾子在教室裡看侯孝賢的日子。那座紅色的蘇式建築早已被拆除，曾為十三郎大哭過的孫大陽，現在成為了一名編劇；徐徐現在在北京，是某雜誌的主編；許小琦在西安某大學教電影。我們都來自山川湖海，現在也天各一方；我們堅持理想，也囿於晝夜、廚房與愛。那些看電影的日子應該就是一生中最好的時光了吧。
本文刊載于杭州《壹平方》雜誌，【映畫臺灣】為完整稿
作者簡介
黃豆豆：北京師範大學電影學博士，浙江大學博士後，新浪娛樂、中國日報網專欄作家，【映畫臺灣】創立人之一。主要研究興趣及領域：臺灣電影史、影視理論及現狀批評。曾先後兩次赴臺灣訪學，以在地體驗深入研究臺灣電影。微博@黃豆豆
【映畫臺灣】 關於臺灣電影的一切
讀研究生的時候，宿舍樓下有人在賣打口帶和燒錄盤。那是幾個搖滾青年，不知道從哪兒倒騰了一批貨源，賣給大學裡的文藝青年，以賺取零星的生活費用。我的同學孫大陽是某個樂隊的主唱，跟他們認識，於是經常帶我、徐徐、許小琦去他們那兒晃晃。那是新世紀初，盜版碟還沒有怎麼出現，我們還不知道D5、D9有什麼區別，我就是在那裡淘到了人生最初的一批電影的，有《南海十三郎》、《暗戀桃花源》、《迷牆》……我們在上完課後利用教室裡的多媒體設備觀摩，然後討論。我記得看完《南海十三郎》後大家都靜默了，孫大陽還大哭了一場。這張足版的電影，我後來經常放給學生看，以致於最後再也讀不出來。我四處尋覓，但找到的都是被剪掉的版本。有一年導演高志森來我們大學講座，我陪他去清西陵玩，鼓足了勇氣問他有沒有完整版，他說他自己都沒有。去年我去香港，在庫布裡克書店，問電影區塊的服務員，服務員很年輕，表示沒有聽過。
在這一堆燒錄盤裡，還有侯孝賢的《戀戀風塵》、《童年往事》等。我承認第一次看到《戀戀風塵》，我也靜默了好久：故鄉的山水、沉默無言的少年、年邁的祖父、城市的冷漠、初戀的憂傷……一個20年前的臺灣電影竟山長水遠地跑來，讓我在一個北方的三線城市裡長久地感動。
多年後我讀到賈樟柯《侯導，孝賢》一文，裡頭說《風櫃來的人》，“我萬分迷惑，搞不懂為什麼明明一部臺灣電影，卻好像在拍山西老家我那些朋友的故事”。我當時就是這種感覺，覺得之前20年人生看好萊塢、香港電影的體驗都被侯孝賢顛覆了，於是開始搜集有關侯孝賢、臺灣電影的一切。後來，盜版碟已經開始出現了，保定裕華路幾個音像店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，那時候出了一批臺灣“中影”的新電影時期的碟。大家都沒什麼錢，彼此買自己心水的電影，然後一起交換著看。孫大陽後來寫了電影卡通化的碩士論文，徐徐寫了杜琪峰電影，許小琦第二年寫了伊朗電影，我則寫了臺灣新電影，那個為一代臺灣人心境塑像的電影運動。
畢業後留校，除了教專業課，我也根據興趣開了門港臺電影欣賞的公選課，與更年輕的學生們一起，在大投影上觀看臺灣電影。從健康寫實主義開始，到李行的鄉土電影，再到侯孝賢、楊德昌、李安，與學生們一起為《搭錯車》大哭，也一起為《運轉手之戀》而大笑。2009年我離開這所學校，最後放的一部電影是魏德聖的《海角七號》。這幾乎是大學裡最容易拿學分的一門課，結課時交篇影評就可以了。印象裡，我記得有個學生的作業是在從家裡回學校的火車上寫的，她說她父母在她小的時候離婚，從此她就與父親為敵，不再說話。她上大學時，父親來車站送她，她頭也不回地走了。當她在我的課上看到《搭錯車》後，她給她父親寫了一封長信，表達了自己的歉意。她在作業裡說，父親收到信後，在單位裡幾乎哭了一天。然後是她五一假期時回唐山與父親和解。這篇作業嚴格意義上來說，不是那麼符合影評的要求，但一部電影能夠消弭兩代人多年以來的罅隙，我想比任何主義的解讀都更重要吧。
2009年我離開這所求學、工作共12年的大學，放棄平靜、安穩的生活，來到北京讀電影學博士。當我與導師溝通博士論文選題時，我又想起第一次看《戀戀風塵》時的體驗，一個不善言辭的少年從鄉下進城，遭遇到城市帶來的傷痛，這幾乎是滲透在血液裡的共鳴。於是我選擇“臺灣電影的城鄉二元對立”作為博士選題。幸運的是，第二年我申請到去臺灣師範大學做交換生的機會。
那時候臺灣自由行還沒有開始實行，能夠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長達半年自由地行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我記得當飛機降臨到桃園機場時，我幾乎要哭出聲來。我終於踏上了這片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土地，耳畔裡響起的都是胡德夫《太平洋的風》、《最最遙遠的路》等旋律。
在臺北的每一天幾乎都是新鮮的，臺灣電影裡那麼多熟悉的地方就在你身邊：西門町、臺北橋、北投、淡水、青年公園、101大樓、誠品書店、牯嶺街、大安森林公園、明星咖啡館、朵兒咖啡館、紫藤廬、師大夜市、陽明山、自由廣場、臺北車站、忠孝東路、淡江高中……
除了上課，我在真善美、威秀影城、光點臺北、二輪戲院等不同影院看過電影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在青島大廈四樓的電影資料館度過了很多日子，那些之前在大陸裡找不到的電影就那麼靜靜地躺在櫃子裡，等待知音們的開啟：《母親三十歲》、《金水嬸》、《嫁妝一牛車》……我常常是上午過去，帶著水和麵包，或去樓下7～11買零食，直到晚上閉館再出來。記得有一天，我看了7部電影，邁出青島東路時天色已暗，我穿過善導寺、行政院，走過臺北車站前面的天橋，坐上到公館站的捷運，內心既充實，又仿佛帶有堅持某種東西的孤獨和悲壯。
週末的時候，我和那些大陸小夥伴們——神父、陽子、東東、鄭鵬、安琪兒等人去平溪、宜蘭、九份、鹿港、日月潭、高雄、墾丁、野柳、基隆等地方，像《練習曲》裡的東明相一樣，用雙腳去丈量臺灣的土地。我們在平溪放過天燈，在廟口夜市吃過冰，在鹿港小鎮遙想過昔日的繁榮，在恒春小鎮阿嘉的家裡穿過茂伯的郵遞員衣服，在陰陽海上吹過太平洋的風……當我在九份上看到升平戲院時，內心還是恍惚了一下。這座臺灣最早的戲院，正面牆上畫的正是大幅的《戀戀風塵》海報。這是吳念真的老家，侯孝賢的電影正是根據他的原型故事改編而來，在他後來的作品《多桑》裡就回憶起他小時候父親帶他來升平戲院看電影的經歷。
為了更好地完成博士論文，我冒然給中央大學的林文淇老師發郵件請教，他很快回復並邀我去學校找他。我於是從臺北坐了近兩小時的大巴南下到中壢的中央大學，他跟我說希望我把台語片加進去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台語片。他送了我好多書，還帶我去他在學校建的影院裡參觀，說裡頭的椅子都是蔡明亮電影《不散》裡那個戲院買過來的，裝修完了還剩了幾把，他問我要不要扛一把回大陸做紀念。
博士畢業後，我在浙大做博士後，決定把台語片作為研究物件，繼續把這部分內容補完，於是在去年我又申請回臺灣訪學，繼續去電影資料館看電影。其時，林老師已升為臺灣電影資料館館長，故人重逢，更是深感緣分的奇妙。我從小說福建話長大，對台語片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，所以當我看到《回來安平港》、《地獄新娘》、《舊情綿綿》、《臺北發的早車》等作品時，儘管那麼粗糲、商業化，我還是看得津津有味，補了臺灣電影史的這一課。為了更深度地去瞭解臺灣，我和我的朋友們繼續南下，在台南、台東、高雄、花蓮繼續行走，爬過安平樹屋，去過美濃看鐘理和紀念館，與魯凱族的酋長喝過酒，在旗津港上想起《風櫃來的人》裡鈕承澤和他的小夥伴們是如何從澎湖的風櫃坐船到旗津，然後來到高雄這個南部大都市的……
前幾天博士後出站答辯，有一個老師問我為什麼會選擇臺灣電影做研究物件，我竟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也許是因為感情太深投入太多，一個不太瞭解你的人問起來，你會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釋。出站後會繼續去某個大學裡當老師，我素來恣意任性，從不願意做我不喜歡做的事，人生也沒有什麼規劃，只有當老師是我這一生能夠想到最願意從事的工作。我想經過這些年的充電和在臺灣的行走，我再講臺灣電影應該會比多年前更有深度也更有感情吧。多年前我只是在一個小城裡懷揣著對臺灣電影的愛，用大陸人的視角和想像來解讀臺灣電影，而今日，我會以更寬廣的心態來理解兩岸文化的共同與差異。
儘管喜愛臺灣電影是那麼的小眾與高冷，有多少人都無數次叫囂“臺灣電影已死”的話語，但慶倖的是，社交網路的興起，我通過微博認識了同好的灰狼、落山風。他們一個在濟南，是檢驗檢疫局的公務員；一個在四川，是一個資深媒體人。三人分隔三地，合力建立一個名為“映畫臺灣”的微信公眾號，推送關於臺灣電影的一切。目前的粉絲只有1000來人，但我們這麼純粹、不計功利地做一個自己喜歡的事兒，我想也是應該被點贊的吧。灰狼後來考上了中傳的博士，而落山風到目前我都還沒有見過面。很多很多年前，我在保定每天看他博客瞭解臺灣電影的各種資訊，沒想到多年後，我們會因為臺灣電影每天在微信群裡聊電影和各種八卦。
就像我也不知道，有一天我會和侯孝賢導演這麼面對面地交流。2012年，杭州做了一個侯孝賢影像及學術研討會。那時候我剛剛回杭州，會後，在西湖國賓館的宴會廳前，侯導在門口抽煙，我過去跟他打招呼，我最可愛的博導幫我們合影。後來一起吃飯、喝茶，我跟他表達，我是如何被他的電影幾乎影響了一生，侯導憨厚地笑了。我相信這樣特別粉絲腔的話，他應該聽過數百人表達過了吧。
時間如江水漂月，一眨眼十來年就過去了，但我常常會想起那些致青春、匆匆那年的時光，我們幾個人拉著簾子在教室裡看侯孝賢的日子。那座紅色的蘇式建築早已被拆除，曾為十三郎大哭過的孫大陽，現在成為了一名編劇；徐徐現在在北京，是某雜誌的主編；許小琦在西安某大學教電影。我們都來自山川湖海，現在也天各一方；我們堅持理想，也囿於晝夜、廚房與愛。那些看電影的日子應該就是一生中最好的時光了吧。
本文刊載于杭州《壹平方》雜誌，【映畫臺灣】為完整稿
作者簡介
黃豆豆：北京師範大學電影學博士，浙江大學博士後，新浪娛樂、中國日報網專欄作家，【映畫臺灣】創立人之一。主要研究興趣及領域：臺灣電影史、影視理論及現狀批評。曾先後兩次赴臺灣訪學，以在地體驗深入研究臺灣電影。微博@黃豆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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